又次日雇骡车赴保定

作者: 文学咨询  发布:2019-05-24

——《琴和箫》代序

  一

  我是一九三六年暑假后,到同口小学教书的。去以前,我在老家失业闲住。有一天,县邮政局,送来一封挂号信,是中学同学黄振宗和侯士珍写的。信中说:已经给我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,开学在即,希望刻日赴保定。并说上次来信,寄我父亲店铺,因地址不确被退回,现从同学录查到我的籍贯。

  我于见信之次日,先到安国,告知父亲,又次日雇骡车赴保定,住在南关一小店内。当晚见到黄侯二同学。黄即拉我到娱乐场所一游,要我请客。

  在保定住了两日,即同侯和他的妻子,还有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员,雇了一辆大车到同口。侯的职务是这个小学的教务主任,他的妻子和那两位女性,在同村女子小学教书。

  二

  黄振宗是我初中时同班,保定旧家子弟,长得白晰漂亮,人亦聪明。在学校时,常演话剧饰女角,文章写得也不错,有时在校刊发表。并能演说,有一次,张继到我校讲演,讲毕,黄即上台,大加驳斥,声色俱厉。他那时,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。有一天晚上,他约我到操场散步,谈了很久,意思是要我也参加。我那时觉悟不高,一心要读书,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:不要参加任何党派,所以没有答应,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。又对我说,读书要读名著,不要只读杂志报刊,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、系统的,而报张杂志上的文章,是零碎的、纷杂的。他的这一劝告,我一直记在心中,受到益处。

  当时我正埋头在报纸文学副刊和社会科学的杂志里。有一种叫《读书杂志》,每期都很厚,占去不少时间。

  他毕业后,考入北平中国大学,住在西安门外一家公寓里面,我在东城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,时常见面。他那时好喝酒,讲名士风流,有时喝醉了,居然躺在大街上,我们只好把他拉起来。大学没有毕业,他回到保定培德中学教国文,风流如故,除经常去妓院,还交接着天华商场说大鼓书的一位女艺人。

  一九三九年,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。冬季,李公朴到边区参观,黄是他的秘书,骑着瞎了一只眼的日本大洋马,走在李公朴的前面。在通讯社我和他见了面。那时不知李公朴来意,机关颇有戒心,他也没有和我多谈。我见他口袋里插的钢笔不错,很想要了他的,以为他回到大后方,钢笔有的是。他却不肯给。下午,我到他的驻地看望他,他却自动把钢笔给了我。以后就没有见过面。

  解放以后,我只是在一个京剧的演出广告上,见到他的笔名,好像是编剧。不知为什么,我现在总感觉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体质不好,又很放纵。交游也杂乱。至于他当初不肯给我钢笔,那不能算吝啬,正如太平年月,千金之子,肥马轻裘之赠,不能算作慷慨一样。那时物质条件困难,为一支蘸水钢笔尖,或一个不漏水的空墨水瓶,也发生过争吵、争夺。

  三

  侯士珍,定县人,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。在校时,任平民学校校长,与一女生恋爱结婚。毕业后,由育德中学校方介绍到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当职员。后又到南方从军,不久回保定,失业,募捐办一小报。记得一年暑假,我们同住在育德中学的小招待楼里,他时常给我们唱《国际歌》和《少年先锋歌》。

  到同口小学后,他兼音乐课和体操课。他在校外租了一间房,闲时就和同事们打小牌。他精于牌术,赢一些钱,补助家用。我是一次也没有参加过的。我住在校内,有一天中午,我从课堂上下来,在我的宿舍里,他正和一位常到学校卖书的小贩谈话。小贩态度庄严,侯肃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听着。抗日以后,这位书贩,当了区党委的组织部长。使我想起,当时在我的屋子里,他大概是在向侯传达党的任务吧。

  侯在同口有了一个女孩,要我给起个名儿,我查了查字典,取了“茜茜”二字。

  侯为人聪明外露,善于交际,读书不求甚解,好弄一些小权术,颇得校长信任。一天夜里,有人在院中贴了一张大传单,说侯是共产党。侯说是姓陈的训育主任陷害他,要求校长召集会议,声称有姓陈的就没有姓侯的。我忘记校长是怎样处置这个事件的,好像是谁也没有离开吧。不知为什么,我当时颇有些不相信是那位姓陈的干的,倒觉得是侯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权谋。不久,学校也就放暑假,芦沟桥事变也发生了。

  暑假以后,因为天下大乱,家乡又发了大水,我就没有到学校去。侯在同口、冯村一带,同孟庆山,组织抗日游击队,成立河北游击军,侯当了政治部主任。听说他扣押了同口二班的一个地主,随军带着,勒索军饷。

  冬季,由我县抗日政府转来侯的一封信,叫我去肃宁看看。家里不放心,叫堂弟同我去。我在安平县城,见到县政指导员李子寿,他说司令部电话,让我随新收编的杨团长的队伍去。杨系土匪出身,队伍更不堪言,长袍、袖手、无枪者甚众。杨团长给了我一匹马。一路上队伍散漫无章,至晚才到了肃宁,其实只有七十里路。司令部有令:杨团暂住城外。我只好只身进城,被城门岗兵用刺刀格住。经联系,先见到政治部宣传科刘科长。很晚才见到侯。那时的肃宁城内大街,灯火明亮,人来人往,抗日队伍歌声雄壮,饭铺酒馆,家家客满,锅勺相击,人声喧腾。

  侯同他的爱人带着茜茜,住在一家地主很深的宅子里,他把盒子枪上好子弹,放在身边。

  第二天,他对我说,“这里太乱,你不习惯。”正好有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一辆卡车,要回安国,他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,把我带去。上车时风很大,他又去取了一件旧羊皮军大衣,叫我路上御寒。到了安国,我见到阎素、陈乔、李之琏等过去的同学同事,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工作。

  一九三八年春天,人民自卫军司令部,驻扎安平一带,我参加了抗日工作。一天,侯同家属、警卫,骑着肥壮高大的马匹来到安平,说是要调到山里学习,我尽地主之谊,请他们到家里吃了一顿饭。侯没有谈什么,他的妻子精神有些不佳。

  一九三九年,我调到山里,不久就听说,侯因政治问题,已经不在人间。详细情形,谁也说不清楚。

  今年,有另一位中学同学的女儿从保定来,是为她的父亲谋求平反的。说侯的妻子女儿,也都不在了。他的内弟刘韵波,是在晋东南抗日战场上牺牲的。这人我曾在保定见过,在同口,侯还为他举行过音乐会,美术方面也有才能。

  当时代变革之期,青年人走在前面,充当搏击风云的前锋。时代赖青年推动而前,青年亦乘时代风云冲天高举。从事政治、军事活动者,最得风气之先。但是,我们的国家,封建历史的黑暗影响,积压很重。患难相处时,大家一片天真,尚能共济,一旦有了名利权势之争,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点,有时就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了。热心于学术者,表现虽稍落后,但就保全身命来说,所处境地,危险还小些。当然遇到“文化大革命”,虽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,也就难以逃脱其不幸了。

  四

  一九四七年,我又到白洋淀一行。我虽然在《冀中导报》吃饭,并不是这家报纸的正式记者。到了安新县,就没有按照采访惯例,到县委宣传部报到,而是住在端村冀中隆昌商店。商店的经理是刘纪,原是新世纪剧社的指导员,为人忠诚热情,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。在他那里,我写了几篇关于席民生活的文章,因为是商店,吃得也比较好。

  刘纪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中,受到批评,也受到一些委屈,精神有很长时间失常。现在完全好了,家在天津,还是不忘旧交,常来看我。他好写诗,有新有旧,订成许多大本子,也常登台朗诵。

  他的记忆力,自从那次运动以来,显然是很不好,常常丢失东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我在佟楼谪所,他从王林处来看我,坐了一会走了,随即有于雁军追来,说是刘纪错骑了她的车子。我说他已经走了老半天,你快去追吧。于雁军刚走,刘纪的儿子又来了,说他爸爸的眼镜丢了,是不是在我这里。我说:“你爸爸在我这里,他携带什么东西,走时我都提醒他,眼镜确实没丢在这里,你到王林那里去找吧!”他儿子说:“你提醒他也不解决问题,他前些日子去北京,住在刘光人叔叔那里,都知道他丢三拉四,临走叔叔阿姨都替他打点什物,送他出门,在路上还不断问他拉下东西没有,他说,这次可带全了,什么也没拉下。到了车站,才发现他忘了带车票!”

  我一直感念刘纪,对我那段生活和工作,热情的帮助和鼓励。那次在佟楼见面,我送了他三部书:一、石印《授时通考》,二、石印《南巡大典》,三、影印《云笈七笺》。其实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。那时发还了抄家物品,我正为书多房子小发愁,也担心火警。每逢去了抽烟的朋友,我总是手托着烟盘,侍立在旁边,以免火星飞到破烂的旧书上。送给他一些书,是减去一些负担,也减去一些担惊受怕。但他并不嫌弃这些东西,表示很高兴要。在那时,我的命运尚未最后定论,书也还被认为是四旧之一,我上赶送别人几本,有时也会遭到拒绝。所以我觉得刘确是个忠厚的人。

  这就使我联想到另一个忠厚的人,刘纪的高小老师,名叫刘通庸。抗日时我认识了他,教了一辈子书,读了一辈子进步的书,教出了许多革命有为的学生,本身朴实得像个农民,对人非常热情、坦率。

  我在蠡县的时候,常常路过他的家,他那时已经患了神经方面的病症,我每次去看他,他总不在家,不是砍草拾粪,就是放羊去了。他的书很多,堆放在东间炕头上,我每次去了,总要上炕去翻看一阵子,合适的就带走。他的老伴,在西间纺线,知道是我,从来也不闻不问,只管干她的活。

  五

  既然到了安新,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,说实在话,我想去那里,并不是基于什么怀旧之情。到了那里,也没有找过去的同事熟人,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面工作去了。我投宿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,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养成的习惯,住在有些关系的户,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顾。抗日期间,是统一战线政策,找房子住,也不注意阶级成分,住在地主、富农家里,房间、被褥、饮食,也方便些。

  但这一次却因为我在《一别十年同口镇》这篇文章的结尾,说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,其实也是那时党的政策,连同《安新游记》等篇,在同年冬季土地会议上,受到了批判。这两篇文章,前者的结尾,后者的开头,后来结集出版时,都作过修改。此次淮舟从报纸复制编入,一字未动,算是复其旧观。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,这是因为时过境迁,人的观点就随着改变了。当时弄得那么严重,主要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,赶上了时候,并非文字之过。同时,山东师范学院,也发现了《冀中导报》上的批判文章,也函请他们复制寄来,以存历史实际。

  我是老冀中,认识人也不少,那里的同志们,大体对我还算是客气的。有时受批,那是因为我不知趣。土改以后,我在深县工作半年,初去时还背着一点黑锅,但那时同志间,毕竟是宽容的,在我离开那里的时候,县委组织部长穆涛,给我的鉴定是: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!这绝不是我造谣,穆涛还健在。

  当然,我不能承担这么高的评语。但我在战争年代,和群众相处,也确实还合得来。在那种环境,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,我就会吃不上饭,穿不上鞋袜,也保全不住性命。这么说,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?有的。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,我的经验有两条:一、无所不谈;二、烟酒不分。在深县时,县长、公安局长、妇联主任都和我谈得来。对于群众,到了一处,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,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,全村的男女老少,也就对我有了好感。直到现在,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。此外,因为我一向不是官儿,不担任具体职务,群众就会对我无所要求,也无所顾忌。对他们来说,我就像山水花鸟画一样,无益也无害。

  这样说个家常里短的,就很方便。此外,为人处世,就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总结了。对于领导我的人,我都是很尊重的,但又不愿多去接近;对于和文艺工作有些关系的人,虽不一定是领导,文化修养也不一定高,却有些实权,好摆点官架,并能承上启下,汇报情况的人,我却常常应付不得其当。

  六

  话已经扯得很远,还是回到同口来吧。听说,我教书的那所小学校,楼房拆去了上层,下层现在是公社的仓库。当年同事,有死亡的,也有健在的。在天津,近几年,发见两个当年的学生,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,现任水利局局长,前几天给我送来一条很大的鱼。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,在军队任通讯处长,前些时给我送来一瓶香油。刘学海还说,我那时教国文,不根据课本,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。对于这些,我听起来很新鲜,但都忘记了。查《善闇室纪年》,关于同口,还有这样的记载:“‘五四’纪念,作讲演。学生演出之话剧,系我所作,深夜突击,吃冷馒头、熬小鱼,甚香。”

  淮舟在编我的作品目录时,忽然想编一本书,包括我写的关于白洋淀的全部作品。最初,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,也不好打他的兴头。又要我写序,因此联想起很多旧事,写起来很吃力,有时也并不是很愉快的。因为对于这一带人民的贡献和牺牲来说,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,是太薄弱了。

  1981年6月17日雨后写讫

  (原载1981年第6期《莲池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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